羊叨

读史的三重境界

最近有件令人实在看不下去的事，身边竟有那么多人在看《宫锁心玉》这部毫无逻辑的的宫廷剧。难道真是麦小兜说 的“烂片心理”，弗洛伊德老师说过的自虐倾向——“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让自己好过一些。把 痛苦视为一种乐趣的便可称为受虐狂。”虽然我们不必对一部恶搞的电视剧认什么真，看不看是每个人的自由，只是当我对历史多了解一点之后，总感觉人的一生如 果只认识到电视剧所影射的思想，那是很可悲的。

看看“同人于野”于2007-09-14发表于西西河论坛春秋史话板块的“读史的三个境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选择。

绝大多数人对于历史的爱好仅限于听故事图个热闹好看，拿评书和历史剧当历史，热衷于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之类的演义八卦，这不叫读史。高级一点 的认为真实历史比小说有意思，比如说喜欢看二战史，对德军高级将领如数家珍，这也仅仅能算对历史的入门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为了解渴一样，”读”不是” 看”，要想谈论读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关键是自己要能从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读历史的三个境界。

读史的第一个境界是权术。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试图从历史中学习权术，其实懂得权术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读懂历史，最起码的一个认识就是人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拿《封神演义》当历史的人可能会认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纣王坏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读 正经书《淮南子》，《孟子》，可能会发现商纣王也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变态；如果你去读专业史书《史记》，可能会发现周文王也许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 圣；如果进一步去读更早的《左传》，《尚书》，你的最终结论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纣王，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真不好说。（参考文献：链接出处）

中国人一向喜欢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然后非得整出一个忠奸善恶来，然而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用善恶标准看待历史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大的受害 者可能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当他发现自己原本无比尊敬的张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败行为，美好形象破灭以后对社会彻底失望，干脆来个几十年不上朝。现在的家 长只让孩子看PG-13的电影，培养出来的都是朱翊钧，殊不知R级片才能训练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斗争中很难区分好 人坏人这个思想在老百姓中普及的可能是当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电视剧，其实这个片对雍正还是有点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来以后，大家思想彻底崩 溃，发现怎么李鸿章慈禧也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开始有人呼吁给秦桧平凡甚至批评岳飞，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既然现实如此残酷，不如多学点权术吧。整 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还珠格格》的人玩办公室政治，那还不是视之若掌上观文么？

《百家讲坛》的《王立群读史 记》走的就是这个路数，帮你分析权力斗争中的成败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张学良，非常喜欢读《明史》，大约也是出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意思。当今在权术 史学方面的大家当属吴思先生，他的《潜规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现代汉语新词汇，其跟后来的《血酬定律》的合订本，叫做《隐蔽的秩序》，副标题”拆解历史弈 局”，权术味道十足。我记得记者问他你是否担心有人把你的书当官场指南看，吴思笑说那也没办法，简直是做广告。

其实权术也有高级的，比如说《战国策》就比《厚黑学》高级得多，兵者诡道也，一点都不丢人。

达到读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不知道善恶的状态。

读史的第二个境界是天下大势。如果说达到第一境界的已经是人中之俊杰，达到第二境界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只有把历史读通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是人改变事情还是事情改变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势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历史人物：他们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也有关于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理想。达 到这一境界，不但不会去划分好坏人，而且会发现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没什么意义。比如说武则天。大多数人可能对武则天的”面首”问题最感兴趣，并 以此来批判她；第一境界的”历史学人”会从宫廷斗争角度去评论，总结一个女人怎样称为女皇，怎样屠杀异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势，就会更加注意尽管当 时朝廷上腥风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实过的还不错。

看天下大势首先要看大局。中国史书特别爱写宫廷斗争，而对经济和社 会的大局描写不够。如果100年后有人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很可能得出结论说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搞得学费那么贵，大家怨声载道。但 大局是什么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万，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学费贵的大学生，如果不改革的话可能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我国高等 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链接出处），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后历史中去看。三国的天下大势不是什么”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国统治集团从贵族阶级到士族阶级过渡的大局中的一个插曲。如果把 握了这个大势，就会更加注意袁绍和荀彧这样的人，而不是吕布和貂蝉。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国》最后几集讲述了这个天下大势，其境界显然远高于王立群的宫廷斗 争。

研究天下大势的人根本不会在意朱元璋杀戮功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和推动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摊丁入亩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势，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变，看经济主要看政策和数字。明朝为什么灭亡？从崇祯的性格去解释，其实不如从整个明朝的税收政策，税率偏低导致国家没有力量干大事这样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势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历史学界根本没有定论，只能靠个人自己体会。中学历史课本其实一直都在强调天下大势，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国分成奴 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理论到底对不对？郭沫若从个人品质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败，《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难说。

就算知道了政策比道德品质重要，那么一项具体的政策到底是对是错，其实也不知道。比如说雍正的摊丁入亩，把以前的按人头征税改为按土地面积征税，显然对 老百姓大大的有好处，是好政策没错吧？也不一定。正是这个政策导致人口暴增，而在没有先进灌溉技术的情况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最重要 原因。

再比如说八股文考试，现在主流意见当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确保了公平。如果文章 样式内容随便，可以想象身在京城大户人家的孩子肯定见多识广写出来文章比山区孩子好看。比如几年以前全国统一高考试题的时候，北京分数低录取率高，北京教 委的辩护就是我们北京孩子虽然分数低，但是有见识啊！听到这种说法边区孩子肯定反问你会背几句《大话西游》台词就叫有见识？八股的优点就是根本不可能考 《大话西游》。八股就好比GRE考试，是一种尽量确保公平的”能力”测验，这就确保了来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场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说中国大陆学生GRE成绩 普遍超过美国学生一样。

兴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选择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达到读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对错的状态。

读史的第三个境界是纯粹为了历史。大 多数人学物理是为了通过考试，有些人学物理是为了使用物理定律为人服务，只有极少数的人学物理纯粹是为了好奇，他们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不能统一感到坐立不 安。前面说的两个读史境界其实都有点以史为鉴的用意，而真正的主流历史学家，比如我最近读的这本《AreWeRome?》新书所介绍的西方绝大多数历史学 家，实际上认为古为今用毫无意义，历史没什么用处。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采访的时候也说过，他不提倡古为今用，这一点显然比吴思专业。

政治家特别喜欢引用历史来说明今天的行动。因为以前古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这件事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但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根本不是 那么回事：古人遇到的情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不是你说的那个行动。搞不好历史学家还会告诉你，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们有争议。

一个最新例子是9/18东北军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板上钉钉一般。金一南2004年讲话介绍了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张学良 跟东北军将领讨论之后认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因为害怕而主动不抵抗，跟蒋介石没关系。（我以为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低估了当时东北军的实力，张作霖家底雄 厚，比如空军飞机数量超过日本全国战机总数的一半。）最近看到张学良自述，他自己的说法是当时他判断只是小股日军闹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 说大意失东北。（你信么？）那么东北军到底为什么不抵抗？注意从三个版本我们可以学到三个不同的人生道理，那么哪个才是对的道理呢？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你想古为今用，其实历史上是否发生了这个事件根本不重要。满清入关不需要读真实历史，读的是《三国演义》，而且把”群英会蒋 干中计”的故事用来陷害袁崇焕还取得了成功，尽管”蒋干中计”其实是罗贯中虚构的故事。从小说，寓言，神话中都可以学到道理古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学术 界对南怀瑾的最重要批评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实还是虚构历史，其实南怀瑾说的明白，大意是报纸上的东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说里的东西除 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浒传分析江湖斗争一点问题没有。

真正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不带有功利目的，他们只是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史书也是人写的，司马迁也有主观情绪，拨开历史迷雾去分析真实情况，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达到读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经进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状态。

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对错，不知道真假，一问三不知才是真正的历史专家啊！

北大留学生的中国观

中国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是无人走过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两个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路”。

文/加藤嘉一

一、

“加藤，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去中国的？”

这个问题，我至少被问过上千次。一开始没能很清楚地给予答案，刚来中国的2003年4月，我才18岁，边想边说，花一至两小时才能让对方明白我选择来中国的背景与理由。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问与回答的不断重演，此刻，我终于能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解释清楚了。这意味着进步还是退步，我不知道，让时代去说吧。

日本人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吸收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和人物，对“中华”两字抱着崇拜之心。我们的社会尊崇“以和为贵”和“天人合一”，还有最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字则是百姓生活和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

我这个以与众不同作为人生准则的另类少年，从小向外看，每天瞭望世界地图，想象国际关系的理想国。因对内的保守与封闭不满，渴望能出去，并从海外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只是想确认日本社会极端排斥个性，盲目保护共性的“维稳”方式是否是国际通用的，况且，最好能去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国家，这样才能对比得更鲜明。

读高三时邻居中国的首都——北京申奥成功，我一直在课堂内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感兴趣，所以狂学了英语，高二开始当翻译，那时抱着将来去联合国工作的愿望。英文掌握得还可以了，为了去联合国，还需要增加一门，阿拉伯语和俄语算了，感觉合不来，法语太优雅，不适合我，西班牙语明显不够严肃，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无聊男人，就熟悉而陌生的汉语吧。我有个弟弟和妹妹，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长子去欧美国家留学，就只能奔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低的国家。

主观与客观，乐观与悲观，主动与被动，期望与不安，积极与无奈……都有。但综合来看，我的出国战略似乎是最终自然而然地落脚到中国身上。这叫缘分，换句话来说，是命运。我幸亏获得了公派身份，运气良好，老天没有忘记我，本人就遵从了上帝的安排。从本科到硕士，享受到了6年的全额奖学金。2003年到2010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

1999年8月，我15岁第一次出国，毕业旅行，到悉尼奥运前夕的澳大利亚呆了两个礼拜。那次外游让我开阔了眼界，并论证了一个事实：不是我在日本体验的事情彻底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世界原来充满多样性，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到外国走一走，接触不同的文明体系，将能够让自己加强对谋生的信心和希望。从澳洲回国后，我下决心，上大学时一定出国。

2001年7月，中国北京申奥成功。我17岁，作为亚洲人，更是东亚人，我也感到很高兴，为北京感到骄傲。它意味着，中国北京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东京一样，将进入迈向奥运主办国的黄金时段。坦率说，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更多来自“悠久历史”和“华夷秩序”，不过是神秘的乌托邦而已。而北京申奥成功把我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在我眼中，它逐步变成现代的，现实的，现成的存在。确信，若北京没走那条路，我不会选择来这里。

2003年4月，我终于来到北京。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那是在举国体制下为奥运建造的象征品，同时带着实际用处，就像中国造航母的战略。我坐东航着陆二号航站楼，从机场走出来，对北京产生的第一印象就是“黄”，不是所谓“扫黄”意义上的，而是来自国际上著名的沙尘暴之黄。空气很不好，令人陷入黄昏状态。我上正规、红色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与今天一样10元，每公里比现在的2元便宜，1.2元。师傅把肚子暴露出来，很像是个啤酒肚，白色的袜子，穿着黑色的皮鞋（什么个时尚感呢……），在抽烟，身上有浓厚的味道，应该是10多天没洗澡了。我很抱歉地说，我对北京或中国的第一印象只能用“糟糕”两字来形容。

我在北大宿舍第一位同屋是巴勒斯坦人，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我是带着“三无状态”来到北京的——没有人民币，没有中国朋友，不会中国话，我跟他只能用英文交流。他的房间太乱，空间太小，我根本没法住下来，换了房间，第二个同屋是蒙古驻华大使的儿子。

我原来有个担心——来华后生活彻底变成中国化，英文怎么办，不能丢的，必须想方设法去维持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北大留学生宿舍“勺园”简直是“小联合国”，来自10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抱着“同一个梦想”共存着，英文往往是我们之间交流的通用语。我把中文和英文同时提高起来，创造了相辅相成，一举两得的局面，这是我在华留学的意外收获。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最大动机和目的为：好好了解中国，学好中文，扩大人脉。这是“低投入—高回报”的合理化投资。我后来在勺园建立的外国人脉简直是难以置信，为将来的有关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所谓“第三世界”——非洲、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多数是驻华大使女儿、首相儿子等牛人，实际上是来华潜伏，进行游说的。看看当今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展开的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全都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第三世界的政府也以派出优秀留学生的方式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为未来的国家建设铺垫。

2006年11月，在北京隆重举行的“中非论坛”文艺晚会上与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刘芳菲一起主持的是我在勺园的邻居，也是我来华后第一个朋友，来自非洲贝宁的留学生吉尤姆。此人的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的了解是本人根本无法去超越的。我预测，吉尤姆将来一定在中非之间扮演重要角色，最起码大使，正常发挥外相，有可能当国家一把手。刘芳菲在自己央视博客“我的搭档”上这样写：“许许多多像吉尤姆这样的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关于非洲最生动，最鲜活的信息。因为有他们的往来穿梭，那块大陆上的人对我们也感觉不那么陌生。但这些友好的使者却要承受着孤单和思乡之苦。给周围的非洲朋友们一点温暖吧，因为我们是朋友。”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哈佛、斯坦福、耶鲁、牛津、剑桥、东京、早稻田等来自发达国家大学的许许多多的学生也来北大了解中国，学习中文，其中肯定也有与它搞好关系的投资意向。在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的4年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加坡留学生。他们基本都跟我一样是公派学生，与我不同的是，他们是属于高中毕业后就跟国家签合约，确定北大毕业后回到祖国哪个单位的超精英分子，商务部、外交部、旅游局、《联合早报》等。新加坡这个面积不到北京海淀区的都市国家把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前总理李光耀曾说过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东亚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和日本同时强大的局面，古代是中国强，日本弱；近代以来是日本强，中国弱。而此刻，东亚正在迎来‘两强’时代，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两个强国之间，新加坡将采取务实、灵活、独特的国家战略，拭目以待。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学生也是如此。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来华留学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享受外国生活，学习语言的范畴，实际上，稍微夸张地说，全都是为了祖国未来的对华外交谋取相应的人脉和应有的情报——潜伏。我经常被中国人称为“日本有关部门派来的间谍”。我当然否定我是以交换或运输所谓情报的方式谋取金钱和权力的间谍。不过，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来华的人用什么方式谋生并不重要，只要来到中国，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权力中心——北京的人，都会产生感受、观察和思考，带着这些“礼物”回国，向有关部门汇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道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不这样做吗？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看到的都是中国真实现状和本来面貌，而不是商业化的媒体粗心报道的中国。这一交易的过程当然对中国造成压力，理所当然，我们也在付出成本，承担风险。 继续阅读 »

偶像不黄昏

这篇文章不是我码的，但我就爱这种腔调，不急不缓，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我就那么个态度，看待事物的看法也自不随你们的同意不同意而有所差别。恰好这段时间期末考，没时间没心情码篇文章，就转过来。文章作者张兴军，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很靠谱，很愿意看的。

有些话，就是从特定的人嘴里说出来才“给力”，比如韩寒。有些事，也只有被某些人做出来，才显得更“操蛋”，比如李刚的儿子。前者让人对这个社会还存有那么一点信心，后者则让这一点信心也没了。

看到对韩寒的访谈《我就是看不上眼》（仅仅是个标题），开始想像韩寒到底对什么看不上眼。可能是副局长李氏之子的骄横，可能是政府的不作为，可能是出版部门监管得太“给力”，可能是各位领导太没有文化，可能是世博彻底搞乱了上海人的生活，也可能是李熬父子陈文茜……，但我想肯定不会是陆川、高晓松了。为什么，因为韩寒已经不咳嗽了。

印象里韩寒好像没做过什么广告，除了凡客诚品。友人谈起“广告中的韩寒比原来成熟多了”，虽然还是有点装逼。她说的原来是《三重门》刚刚火起来的时候。记得当时诸貌岸然的教授专家们是不怎么看得惯的，因为有话语权，当然不会放过机会，批评+批评，等于不公平。现在韩寒不怎么上电视，我想可能除了不善于口头公众表达之外，大概就因为那时候受的伤：几个不认识的老头儿，连他的作品都没看过，批评得头头是道。这是多么令人崩溃的一件事情。

以非超女快男类的娱乐明星为偶像的同龄人为偶像的同龄人，大抵是不多的。以后辈为偶像的，更是少得可怜。倚老卖老，是各个圈子的通病。什么时候你出头了，再把你当我辈视之。没出头？好吧，再等等。大佬们好像忽略了一个逻辑，已经出头了，谁他妈爱跟你玩？是你追着人家玩才是吧。（看让子弹飞看的，学了姜导的口头禅）

出来混，不是你跟我玩，就是我跟你玩。自己玩，很少能搞出名堂的。韩寒和朋友们玩出来的《独唱团》热销逾百万，肯定让搞纯文学刊物的主编们羡慕坏了。想想，这些人倒退十年是多么看不起这个小屁孩。可如今自己搞的刊物，还卖不上人一个零头，不过还好有圈子，互相捧捧也不至于门可罗雀。

现在的韩寒，就像东西村的曹保正一样，一呼百应，让谁写都能卖个面子。群众基础较好的罗永浩、彭浩翔、周云蓬等等，都众星拱月，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添砖加瓦。

说实话，让我产生购买冲动的杂志不多，其中就有《独唱团》，无奈总署响应节约型社会，不想让我等颇费，连出都没法出了。

韩寒应该算是出头了，这种“出头”当然不是因为写了《三重门》《像少年啦飞驰》等等小说，而是他的杂文的针砭时弊。文人不论政，那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家只顾埋头苦干，不顾抬头看路，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圈里好像这种说法很流行。

赛车上的鲁迅”，多大的一个名头。不过在噤声的时代，韩寒实至名归。心里有但不敢说的以他为偶像，敢说但没他有影响的，以他为旗手，敢说又能有他那样的影响力的，还没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韩寒的声名鹊起，也招致了如张一一之流的嫉恨。《独唱团》还没上市的时候，以其为代表的一众就已经开始口诛笔伐，倒应了《大腕儿》中“以文化名人当靶子，谁火咱就灭谁”的话。

在我眼里，韩寒的高大不在于他的博客有多少读者，不在于他的书卖了多少万册。而是，他说了点实话，并一直在说着；他有赚钱的能力，但没那么一味地扎在钱里。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他没做那个被选择者。

生活的悲剧和喜剧总是那么容易转换。冯小刚和王朔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贺岁的喜剧搞成悲剧了。他们拍得轻松，我看得沉重。以物推人，大致上生活也是如此。有看不上眼的，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被看不上眼的，则只能祈求生存。

李香山借用女儿的话说“马克思是个靠谱的人”，没准共产主义在她（女儿）那能够实现。王朔同学想表达什么？我想了很久没搞明白。如果是讽刺，居然没被剪掉，悲剧又成了喜剧。

再借用王洛丹的海报上的一句话：水瓶座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靠。谱。这最后三个字，太漂亮了。也把这三个字送给即将过去的2010年，我的，你的，他的，所有在这一年过得并不如意的朋友们。